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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中国所用新名词多半来自日本?我们来认真讨论一下

发布时间:2020-07-18

有一种说法颇为风行:

近代中国所用新名词多半来自日本,

若无日本名词,

现代国人无法说话作文了。

此议似是而非,

需要辨析,以明底里。



1
借词必需


  汉语是一种开放的语言系统,古来即有采借外来语的传统,早期汉译外来语不少,如葡萄、茉莉之类。


由于近代文化是在中西冲突与融会间生成发展的,故作为关键词流行的近代术语,广为采撷西洋概念,不少具有借词身份。


  中华文明沿袭数千年不曾中辍,原因之一,是作为形音意三者得兼的汉字词(名)丰富且词义相对稳定。今人阅读两三千年前的先秦两汉古文,借助工具书,领会其意并无大碍。


  时至近代,汉字文化又与西方文化相交会,知识量迅猛增长,反映新知识的概念井喷般涌现,经由“方言超升,古语重生,外国语内附”等途径,借助汉字将新概念“词化”,生成批量新名,汉字旧名也得以更化新生。


  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学习欧美近代文化有成,作为汉字文化圈一员的日本与中国相互借助,利用汉字翻译大量欧美词汇(主要是学科术语),这些新名随日译西书传入清末民初的中国,故近代中国通用的关键词,不少是在中—西—日三边沟通中生成的。


  每一个汉字不仅是一个音符,同时还具有特定的义位,而且汉字往往一字多义,可供翻译时选用。


意译词能发挥汉字特有的表意性,昭示其文化内蕴,有时音译+意译,如啤酒、卡片、霓虹灯、绷带等;连音译也往往择取音意兼顾的汉字组合成词,如逻辑、维他命、可口可乐等,以及近年出现的奔驰、托福之类,在表音的同时,又提供某种意义暗示。


严复在音译Utopia时,取“乌托邦”三字,在对音之外,又可从这三个汉字中产生“乌有寄托之乡”的联想,以眧示“空想主义”意蕴。


这些音意合璧译词,是充满睿智的汉字文化的绝妙创作。


5月29日,活字妙趣博物馆在广西南宁开馆,市民争相体验汉字妙趣。


  通过借词以创制新名,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语言现象。王国维积极评价新语的借取,“周秦之语言,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;近世之言语,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。……处今日而讲学,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;而人既造之,我沿用之,其势无便于此者矣。”


  百年过去,“新语之输入”有增无已,而诸如科学、民主、自由、经济、文学、艺术、教育、新闻、物理、化学、心理、社会、知识分子等学语的确立,都是在古今演绎、中外对接的语用过程中实现的。


这些汉字新名,词形是汉字文化固有的,词意大都受中国和西方双重因素的影响,日本因素也参与其间。


故追溯汉字新名的源流,考察作为现代人思维纽结的新概念的生成机制、发展规律,将展开中—西—日文化多边互动的复杂图景,彰显近代思想文化的网络状历程。


2
语文互动


  古代日本从中国进口包括大量汉字词在内的汉字文化系统,此为确论,无须赘述。


一种流行说是,文化传播方向上,近代中日间发生逆转,仅就词语而论,日本便从输入国变成输出国,中国则由文化供应源转为文化受纳处。


  此说有粗疏之弊,略做历史分期,应当作如是说:近代早期(中国的明清之际及清中叶,日本的幕末明初),文化传播方向的主流,仍是中国通往日本;至近代后期,日本因明治维新成功,研习西学的水平反超中国,其表现之一是清末民初中国从日本引入大量译介西学概念的新名词。


张之洞称“日本名词”,林琴南称“东人之新名词”,刘半农称“东洋派之新名词”,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者称其为“日语借词”。


  近代中国使用的反映新知识的新名固然不少来自日本,但称多半为“日语借词”,则过甚其词。


  

清民之际从日本入华的汉字新名,有如下几类:


(1)音译词(瓦斯、俱乐部等)。

(2)日本训读词(入口、手续等)。

(3)日本国字(腺、膣等)。

(4)日文译语(基于、对于等)。

(5)将中国古典词原义放大、缩小或转义,以对译西洋概念。(如“现象”本为汉译佛语,意为佛、菩萨现出化身,日本哲学家西周为其注入新义,成为与“本质”对应的哲学术语。)

(6)运用汉字造词法创制新词,以对译西洋术语。


  上述几类词语有些确乎源自日本,如(1)至(4)类,但数量更大、更为重要的(5)(6)两类,多不能以“日源词”一言以蔽之,因为其中若干新名另有来历——


  (1)源出中华古典

  清民之际被认作是从日本入华的大批汉字词,如自由、社会、科学、卫生、小说、机器、参观、代表、单位、发明等,究其原本,多来自中国古典词库,是晋唐宋明以降从中国传至日本,近代经日本改造后作为西学译名“逆输入”中国的,称其为“侨词来归”比较恰当。


  (2)来自在华编译、出版的汉文西书

  还有一批反映近代学科概念的汉字新名,如植物学、物理学、地球、热带、温带、寒流、细胞、大气等,曾被误以为是“日源词”,实则非也。它们是在明清之际和清末这两个时段,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,以“西译中述”(西方人口译,中国人笔述)方式在中国创制的,先后于江户中后期和明治前中期传至日本,其载籍为在中国刊印的早期汉文西书(明清之际成书)与晚期汉文西书(清中末叶成书)。


  (3)晚清“开眼看世界”中国人的创制

  清道咸年间国门初开,一些先进的士人渴求新知,借助汉译西书、西报,撰写一批介绍西事、西学的书籍,著名者有林则徐主持编译的《四洲志》、魏源编纂的《海国图志》、徐继畬编纂的《瀛环志略》等。这些书籍在介绍外域情事、学术时,译创了一批史地类、政法类、科技类汉字新名。


《瀛环志略》资料图片


  从语源学角度论之,必须恢复上列三类词语的“中国首创”“翻新古典”及“回归侨词”身份,并论析翻新始末,输出与逆输入过程,考查中—西—日三边互动间的因革及传递转换情形。


3
互为师生


  我们不应轻忽幕末明治日本发展汉字文化的重大贡献。


近代日本创制一批汉字新名;大量选取汉语古典词翻译西洋术语;普及词缀化用法,如前缀(如老~、小~、第~、非~)与后缀(如~者、~力、~性、~化),又借鉴西式语法,丰富了汉字语用,对白话文运动及汉语的现代化进程起到推动作用。


这一劳绩必须肯认,却又不能因此对汉字新名的语源张冠李戴,一概让与日本。


  笔者以为,近代日本对汉字文化发展的促进,主要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新词,而在于终结汉字新名的散漫无序、自生自灭状态,界定了中国自创、或由日本制作的新名的古典义、现代义、世界义,并使之贯通,汇入学科体系,并通过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,为汉字文化构筑现代性知识系统提供语文基础。


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,既非中国、也非日本单独完成,而是16世纪末以来的三百余年间,中—西—日三边互动的结果,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此间互为师生,交相更替创作者与学习者身份,而欧美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协助下的译创之功也至关紧要。


  自严复等兼通中西语文的译者出现以后,中国逐渐减少借助日译西书,而直接译述西学,根据英、法、德、俄诸文本译创汉字新名。


日本的“二传手”功能下降,但明治时代日本新语的效用并未中止,其某些优势继续张扬,如严复“一名之立,旬月踌躇”,苦心孤诣译创的“计学”“群学”“母财”“脑学”固然准确、典雅,却不及日译汉字新语“经济学”“社会学”“资本”“心理学”明快易懂,故在近现代中国流行的,少有严译词而多为日译词。


  直至当代,日本词汇传入中华还在进行中。时下流行的新词,如“达人、人气、人脉、完败、完胜、物流、研修”等皆为日制词。


重庆举办汉字情景艺术展 市民体验“以身拼字”


  综论之,中日之间的语文交际,呈一种互为师生的关系,今人不必作偏执一端的估量。


中日两国协力共创的语文成果,是丰厚的文化财富,至今仍在中日双方发挥作用,并且构成当下及今后语文建设的坚实基础。



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( 2019年06月22日 12版),文章内容有删减

图片:视觉中国、网络

责编:王子墨

编辑:邢妍妍 常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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